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小记卞之琳的尴尬(6)

早在1946年，卞之琳就曾遭到阿垅（亦门）的批评，阿垅说他的诗像猜谜，让人读不懂；说他“飘然”于现实之外，有唯美主义者的“艺术与清高”。“说一个比方：艺术自己主义者底诗，是四时不凋的绒纸花；艺术加了卞之琳底内容，是罂粟花。”[37]这种声音，不可能对卞之琳完全没有影响，一面要求进步，一面怎么写好像都受批评，诗人在团团转中失去了方向，最后只好不写。

在这之后有十一年，卞之琳一行诗也没有写，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他觉得小说不可能以中文发表，又花了几年时间自己译成英文，前前后后八年时间都耗进去了。有人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格局宏大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结果呢，1950年，他自己认为不合时宜或者灰心丧气，把它给烧了，仅留下了发表过的几章，1980年代印了薄薄的一本小书。八年时光就这么灰飞烟灭，过后又不无留恋（不然，为什么又印了单行本，还收入文集，要知道很多文章，卞之琳都排除在文集之外，毫不留恋），这倒也符合卞之琳的性格。

诗歌创作乏善可陈，翻译却别有洞天，尤其像《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人们评价很高。在译诗上，对于诗人而言，也得心应手。至少，一个诗人译诗，大家还是高看一眼。卞之琳的译诗，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他主张不仅是内容的翻译，而且是形式的翻译，在形式上，用“以顿代步”等方式“原汁原味”地移译西诗。这显然是卞之琳的兴奋点，写文章不由自主就谈到这上面。笔者仅以一个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读卞之琳的译诗（包括译莎士比亚），很多地方感受不到诗歌的流畅和优美。不是带着镣铐跳舞的问题，而是感觉扭扭捏捏不会走路了。很多诗句被译得非常造作，整体上也缺乏协调感，同时，仿佛又能看到译者为此绞尽脑汁的苦译姿态。让人不由感慨：为什么不能自然而然，非要给自己头上戴一个紧箍咒呢？

卞之琳小说《山山水水》（香港山边社1983年12月版），卞之琳1997年赠姜德明，姜德明又转赠本文作者

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对卞之琳是一个打击。1982年《译林》季刊的第2 期上，刊出卞之琳新译的三首英诗：托麦斯·格雷的《墓畔哀歌》、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希腊古瓮曲》，它们在一起以《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为题发表，并有卞之琳的译者前言：

这三篇诗，在英美家喻户晓，每一本英文诗选里都有，在中国也早为读者所熟悉。故郭沫若同志译过前两篇，流传甚广，故朱湘先生大约是第三篇的第一位译者，以后这些诗直至今日还不断有人译。一些诗新译层出不穷，是正常现象，在外国也是如此。

我这里说是“新译”，实际上也已译在三十年前了。这三篇是最近整理出来的第一批诗稿，欢迎读者用原文对照，和各家中译文比较，正谬指偏，共同提高我国译诗的新水平。

西方译诗主张把形式都译出来的大有人在，也颇不乏成功先例。我译诗一直是走这条路的，虽然中文和印欧语系差别太大，困难更大，所幸我们的汉语韧性很大，只要善于掌握，哪怕格律体西诗，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也不难以相应的方式，亦步亦趋，照样翻译，例如诗行长短，脚韵安排都符原貌，而还是中文，念起来上口。我并不主张我们写诗都要照搬西式，但是既不见西诗的本来面目，又何从借鉴？

意想不到的是，卞之琳的这三首译诗和前言，遭到一南一北两位学者的批评。孙大雨批评文章的题目非常温和规矩：《略谈英诗中译的艺术——评〈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举例》。孙大雨说：“我对译文有一些意见，现在提出来供大家商讨，作为移译中兼顾形神的具体实践所要求的纠错和修整。”[38]接下来，可是毫不客气地逐词逐句对卞之琳的译文提出意见。对于第一首格雷的诗，“综上所举的错误缺失，共十五点，有的很严重，负责看译诗稿的编委似乎应当加以纠正修改”。第二首《西风颂》，“这首诗连同它的注文有轻重不一的错误阙失十二处”。第三首济慈的诗，“也提出了十五点有关理解与风格方面（修辞）的意见”[39]。孙大雨每一个判断皆有理有据，如他认为：“济慈的用意分明说‘尚未与新郎同床的新娘’，是采用第三个含义。卞译谓‘还未曾失身的新娘’，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试问新娘怎么会失身给新郎？这不仅是个没有分寸措辞不当的缺失，而是个破坏整首诗非常优美的风神和气氛的悖谬，翻译或讲解任何外文的诗歌时不能允许这样的错误。”又如，把“箫管”译为“笛”，把“铃鼓”译为“铙钹”，不仅是误译，而且“济慈原诗的意境完全被破坏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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