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小记卞之琳的尴尬(4)

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预备到明年，正好符合不惑。我极想什么时候跟你痛快一谈。你们在上海生活一定很苦。可是困苦的日子当也不会太长了。文生社我的版税一定很有限，你如有需要，请就支出应用，不要客气。如果一定要汇给我，那就请早点汇，以免越来越不值钱。还是汇给北大冯至转吧。从文糊涂，暂在病院修[休]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我不回天津去了。匆匆，祝安。

卞之琳1949年4月8日致巴金信

卞之琳极盼望与巴金能有“痛快一谈”，心中一定积郁了不少苦闷，他说沈从文“实在太对不起我”又未做任何解释，这说明巴金是明白具体内容的。那时候，卞之琳刚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之前，张充和与美国人傅汉思结了婚，这个时候，他们刚到美国。这与沈从文又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对不起”？孤立的一封信，前后没有信息提示；也不见巴金的回信，很多内容颇费猜度。

众所周知，卞之琳最早的一批诗作的发表，其中就有沈从文的功劳，沈从文还兴奋地为卞之琳的《群鸦集》（后未出版）写附记，沈从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气魄却很大，从新诗史开始讲起，胡适、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冯至、郭沫若、陈梦家，或为他论述的背景，或为他拿来与卞之琳比较的对象，这也等于说，初涉诗坛的卞之琳，还没有发表多少诗作，已经被他纳入了新诗史的考察范围了。他说：“但弃绝一切新旧词藻摈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诗，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君这本新诗。作新诗的几个较年轻朋友中，如刘宇，如梦家，各人的成就，皆有超越过去若干诗人的样子，然而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欢喜了。”[23]沈从文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卞之琳保存的一封徐志摩给他的短简，从中也能看出与他尚未见过面的沈从文推介他诗歌的热心：“从文先生极喜你的诗作。在南京《创作》月刊上有文章曾见到否？”[24]而此时，卞之琳不过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这本诗集命运多舛，徐志摩、邵洵美等人都帮忙却始终没有印出来。直到1933年5月，又是沈从文伸出援手，在自己的抽屉里还放着当票的情况下，他个人出资让卞之琳自费印出，这就是卞之琳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诗集出版后引起朱自清等人的注意和好评，可以说，在卞之琳成为诗人的道路上，沈从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幕后推手。

在沈从文一方，谈起“卞诗人”自始至终都是非常亲切、欣赏的口气。1934年，他还写过一首俏皮的《卞之琳浮雕》发表在《大公报》上：

两只手撑定了尖下巴儿，

心里头画着圈子：

巴金与卞之琳1979年2月25日摄于巴金寓所

(不是儿戏，不是儿戏，)

“我再活个十来年，

或者这时我就应当死?”

说老实话生活有点儿倦

唉，钟，唉，风，唉，一切声音！

(且关上这扇门，得一分静。)

“天气多好，我不要这好天气。

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25]

文人间这种文字来往很值得让人回味。1949年，在卞之琳给巴金写过那封信后，笔者也看不出沈从文的态度有什么变化，两个人照旧来往，沈从文依旧在朋友中亲切地称他“卞诗人”，在孩子面前称他为“卞舅舅”，也常常关心卞之琳的情况。1965年，在给张充和的信上，沈从文说：“熟人中住处极近却少往来有老丁，住得较近经常见面有老金，都年过七十，均各健康无恙。卞诗人亦已白发苍苍，其实年纪并不比三姐大，有一女儿已入小学，不闻再作诗。大家夏天多可到海边或庐山黄山避暑廿卅天，惟工作不同，出外或在京，均少见面机会，一年半载他偶尔一来，谈的还不外是他个人‘工作’或‘失眠’一类事件，说完即走，自我中心抒情而已。”[26]1976年春天，他们还有过聚会，沈从文给儿子的信上说：“可是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27]所有这些，都看不出沈从文对卞之琳存在什么心理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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