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小记卞之琳的尴尬(5)

卞之琳与沈从文摄于沈从文寓所

卞之琳这一方，也显得一切正常，笔者只是隐约觉得卞之琳没有沈从文那么热情，甚至还有所距离。这是诗人矜持的性格，还是他们之间真有什么事情发生？

1941年，在为《十年诗草》写题记时，卞之琳有一大段是谈徐志摩的，并且说这诗集“我算是向老师的墓上交了卷”——这可以理解，毕竟徐志摩去世，作者怀念师长。然而，不太能理解的是，在回顾十年写作历程的时候，他没有提“沈从文”一个字。1978年年底，再一次为自己另外一本带有总结性的诗集《雕虫纪历》写序时，一是绝口不提《三秋草》[28],二是提到沈从文，却仿佛有些抱怨：“大概是第二年初诗人徐志摩来教我们英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点给他看。不料他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于是我在1931年夏秋间又写了几首更无甚可取的诗。”[29]徐志摩是正宗诗人，而沈从文不过是“小说家”？有两处无意中谈到沈从文，或许流露出卞之琳的真实看法？谈到徐志摩的“八宝箱”时，涉及沈从文的两句是：“幸而我避免多生枝节，没有书面记下沈从文的说法，因为他是小说家，最容易把事实说得小说化。”“一到擅长把事实小说化的沈从文口中可就或者有意开脱熟人，张冠李戴了。”[30]说到废名小说时，他写道：“说来也可能出人意料，作为小说艺术家的沈从文老先生（只比废名小两岁）产量不小的创作，我读过不多。”[31]

沈从文去世之后，卞之琳在当月月底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这个题目有些莫名其妙，怎么“还是”“且”？当然，作者在文末有解释：“从文辞世后一二天，《人民日报》文艺部就紧急打电话约我写一篇悼念文字，我因向来笔头慢，最近头绪多，文思又特别集中，只好抱憾请他们另约熟人快手写，以免不能及时发表。现在上海《文汇报》派同志特来力促写一点，特别为我放宽了时限，我想还是且讲一点吧。”[32]相交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朋友去世，卞之琳这篇文章却写得仿佛不是“追念”，而是试图在评价沈从文，文字未免太严肃或官样了。提到沈从文对他的帮助，只是顺便说了这么一句：“我作为30年代一开始就最早差不多同样受惠于这位独特作家的晚辈和忘年旧交……”还有一段话：“从30年代初就开始一贯热心扶植文艺青年……”[33]这或可视为卞之琳的兼带感谢？仅此而已，都是泛泛而谈。倘若是对两个人的关系完全不了解的读者，凭这篇文章，实在看不出在五十多年的时间中，两个人有什么特殊关系。

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

“几乎没有一行没有问题”

我们的年轻人流血

为了写血书

表示要反抗侵略的坚决；

他们的年轻人流血

为了断手骨

好逃避拉去服侵略的兵役。

他们要害我们流血

为了回头叫自己流血；

我们就不怕流血

为了终于叫谁也不流血。[34]

这是卞之琳所作题为《咬手指，写血书；断手骨，拿体格不合证》的诗的前两节，作于1950年11月15日。倘若不说这是卞之琳为响应抗美援朝所写的一批诗歌中的一首，可能很多人绝对不会把它与那个写过《断章》《圆宝盒》《鱼化石》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卞之琳自己也说：“这些诗，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味。”[35]“通俗”“易懂”，这又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对于他这一阶段的诗，很多人照样批评“看不懂”。从《慰劳信集》开始，卞之琳就在扩大自己的诗歌界域，试图走出个人的“圆宝盒”，与更广阔的时代结合，包括写抗美援朝的这批诗，参加江浙合作化运动所写的诗，以及《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等。结果，有人认为他丧失自己过去的风格，而另外的人则认为他的那些技巧不应该用在这样新时代的内容上。卞之琳后来也不无委屈地说：

因为解放以来，不论新旧诗作，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不可能写什么诗的)十七年我三度诚心配合当前形势，真诚(当时达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写几首诗，虽从文场以外不写诗的有识而不爱招摇的人士获得好评，却不但不讨好文界权威人士，还干“众(?)”怒，置诸冷宫也罢，还无端挨棍子，那么哪个“正宗”文学刊物会要他替我说话，即使说些对我毫不客气的话呢?[36]

文章来源：《读书文摘》 网址: http://www.dswzzzs.cn/qikandaodu/2021/0226/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