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陈尚君：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3)

我们这代人可能有个通病，我们自学的时候，对问题的深入、对读书的渴望，那是到了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我们的基础又普遍有限，有的时候遇到什么字会读错音， 对一些字意的理解有差别，这些知识上的出入，我们也在努力逐渐改变，但是没办法彻底解决。正因为有这一层，我觉得我算是非常幸运的，八年的农场生活，再早一点从休学开始的话，对我影响非常小。尽管劳作很辛苦，是真正地干农活，但这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生存能力，也让我明白了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生存状态。这是我读书的第一个阶段。

我的幸运来得也算偶然。如果我不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到第二年全国高考恢复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能力通过高考，我没有把握。因为整个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后面都没学过，要通过高考真是特别困难。但是到第二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边，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我有一个系统的复习，能够把文学史上的各种问题梳理清楚。所以说我这个人，在好多方面都是被动的，不是我想如何，而是有别人在后面推动——觉得我还可以，是个人才，就把我发掘出来，把我推着往前面走。

考上研究生以后，就会发现人和人真的差别非常大。我记得很清楚，考取研究生没几天，我们系里的杨明老师，他比我大整整十岁，很谦恭地拿出了一本他整理的《龙洲集》让我指正，我一看，居然已经成熟到如此程度了，我当时还真是找不到北。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学习能力不错，动力很足。之前在农场是找不到书、看不到书的，从中外名著到各种学术著作，都和复旦的图书资源不能比的。到学校以后，我觉得在读书上我和其他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始终认为读书是需要靠激情的，所以在复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傻的方式，把复旦图书馆里文史方面的书，尤其是和中文有关的，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读，有的时候把书拿出来翻一翻，有兴趣就读，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做。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

我始终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但是推到一定程度了，也就希望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当时报考研究生，一听说专业课录取一个人却有90个人报名，真的很缺乏勇气。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在学校路上碰到陈允吉老师，告诉他这个情况，我问他我能行吗，陈老师说，你的实际水平，只要好好发挥应该会有机会。考试的过程我觉得还算发挥得不错，拿到考研试卷以后，不觉得问题答不出，而是觉得这些题目出得太简单了。

出了什么题目呢？你想想看，就是出十个名篇，然后要你指出这一篇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人所作。其中有个题目是《秋兴八首》，大家都知道是杜甫作的，这十个题目每一篇的东西我都作答，比方说这一篇，作者是唐代的杜甫，他在哪一年哪一月什么地方写的我都能说出来。后来王水照先生负责阅卷——我年龄比王先生小很多，但是到复旦的时间比他早一点，那时他算是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引进，所以辛苦的事情都让他做，考卷也是他阅卷。他说那个地方我发挥得很特别。当时的科目里边，我外语稍微弱一点，但是外语在1978年考研的时候，是可以带词典的，我虽然外语很差，但是词典翻得很快，所以还算蒙混过关。后来辛苦的是，评职称的时候还要进行外语考试，真的是很辛苦。但是还好，我们系里的老好人是蒋孔阳先生，他当时出了一个题目，拿出来一页黑格尔原著要我翻译，我在中文系办公室里，对着词典翻译黑格尔，大致还是蒙出来在讲什么意思，所以蒋先生也给我通过了。

当时考研的时候还有一道十分的题，是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天天都在讲新长征路上如何如何，我就忘掉这一点，扣掉五分。所以我有机会到复旦，在复旦考研的时候非常顺利进入了专业的道路，是很难得的机缘，自己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缘。

但是讲句实在话，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以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不行，看到进来的各位实力超强。因为第一届研究生的时候，最大的年龄和最小的年龄大概相差近20岁，我们那一届年龄最大的是1937年的，最小的是1955年的。在学术研究上面，有一些人进校的时候成熟程度已经很惊人了。我们系里的游汝杰老师，进校以后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他提交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他把水稻的读音从日本到印度，穿过中国到东南亚画了一条线，用稻谷读音的语言演变现象，推测出稻谷最早起源的地方是在云南、广西还是东南亚那一带。当时我看到那个文章，惊讶到了。我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他已经达到那一种程度了，后来知道他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学传承。他本人1962年俄语专业毕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做这方面的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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