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陈尚君：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2)

我在家里做事或者其他能力都很差，但是在农场这八年，经历了最艰苦的锻炼，自己身上软弱、脆弱、很无知的状态改变了。有些事情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理解，我们当时可以说把自己人生的能量无限放大，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中国农民一起生活，在承担最艰苦的农活之中，经历了体力上和精神上最严酷的考验。

我这么说没有夸张的成分。我们是个大农场，农场里边有几千知青，当时劳动的艰辛，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比方说挑担子，当我挑起担子的时候，我的腿就在发抖，但我挑着担子要走几里路，就这样我还要承担其他的管理工作。比方说我们现在拾棉花，如果现在的学生到农村去，会觉得充满着浪漫情调，但是当你是进行计分的管理，你自己负责一个单位，每天就在那里称量某一个人拾起了多少棉花，进行这样的统计的时候，人的生存可以放到最大的能量。我自己能够自豪地说，我当时作为一个知青，和农民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的懈怠，自己原来的无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在复旦的几十年之中，我对务农的经历和感受，以及生存的状态没有太多改变。中国农民的顽强和生命放大是无限的。

但是，我觉得我到农场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初中生，但是我们农场的连队，有一批是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当时很明显感觉高一的学生比初一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他们曾经有个语文老师做过唐宋词研究，很有名，叫严迪昌。他们那时候就经常说严老师如何如何，严老师指导他们读的书，在农场辗转就到了我这里。

在劳动的艰苦中，我身边有一批比我学问好的中学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们的差距，也就跟着读书，整整八年时间。我准确地记得，我是1969年3月16号到农场，1977年的2月26号离开的，八年差二十天时间。这段岁月，我既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又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碰到一批很好的朋友，真是幸运。

回顾当时曾经看过的书，有一部分是1960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比方说社科院的文学史，三册之中我当时看到过第二册，比方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版修订的第一册，我看到以后很认真地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在1970年代前期的时候，看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现在研究唐诗，而且稍微有一点成绩，但是我看到《唐诗三百首》的时间非常晚，一直到20岁左右才看到过《唐诗三百首》。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也曾经读到，都是知青辗转借来阅读。但是八年的时间我读书不系统，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那时候有一段往事，叫“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等等。虽然那时候政治运动离我们很远，我们只不过在长江边一个小岛的农场，但是这一类的书，我基本上看到什么就读什么，虽然没有去参加具体的政治运动，但把当时出版的古人原著、一些注本都给看了。那时候上海有个刊物叫《学习与批判》，现在回顾它，说是涉及政治阴谋或者政治宣传，但是它整个的风味，还是和一般的政治刊物有所不同。其中还是有一些有文学姿态的文章，或者是有文史积蓄的文章，当时我几乎每一期都看。我虽然是农场一个很基层的知青，但是当时能够看到复刊的《文物》《考古》《历史研究》，还有其他几种刊物，我都曾经订过， 我也订过报纸。那个时候凡是出的能看到的，我都尽量地去看。

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怎么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知青之中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但在这十年他们的学业中止了。很多最好的年轻人前途被改变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土地的耕作，庄稼的生长，从具体的技巧到节奏的把握，整个流程我都极其熟悉，我每天都在那边布置，都在那里检查，都在那里带头劳作。就算在这种生活之中，个人依然有成长的机缘。

到复旦以前，和其他的知青相比，我读书算是有一定的量，读得比较多，自学的动力是科班不能比的，但是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或者说精确度，都有很大不足。我虽然在中文系也做过一段时间系主任，但我始终知道一点，自己基础并不是很好，比方说现代汉语最简单的主谓宾、定状补，我就不容易完全说清楚，因为真的没有老师向我系统介绍过。等到我在中文系读书工作以后，又没有机缘再向人家请教。人家觉得你不应该不知道的，但我真不完全知道。

文章来源：《读书文摘》 网址: http://www.dswzzzs.cn/zonghexinwen/2021/1104/17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