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为什么直接否定(2)

这在晋人生命意识敏感的背景下并不显得特殊，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古时作品中已往往可见。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就是典型，所谓“欢乐极兮哀情多”。而彼时人用以比拟《兰亭集序》的《金谷诗序》，也有类似的转折：在叙写众人饮宴于“清泉茂林”之间后，表达了“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的伤感。孙绰因兰亭之会同时所作的《兰亭后序》也有类似的情形，他同样描画了兰亭周遭环境之美，“高岭千寻，长湖万顷”，记叙了诸名士“藉芳草，镜清流，览卉物，观鱼鸟”之乐，而后因时光之流逝而悲慨中来：“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会，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艺文类聚》卷四）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兰亭集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见诸《庄子·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及《庄子·大宗师》“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而“齐彭殇”，见《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态度与王羲之之天师道徒身份相关。王氏家族世代奉道，《晋书》卷八十《王凝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同卷《王羲之传》载：“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许迈是当时有名的道士，晚岁与王羲之甚相得，《晋书》传云：“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而在道教初期，相比较其他的精神传统之不同，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追求长生。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云：“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在早期道教趋生避死观念之下，其视野中生与死的境界是断然不同的，所以庄子所谓两者“一体”或“一条”的观念，在道教徒王羲之必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中间的不合，清乔松年即曾点到，以为《兰亭集序》与当时流行的庄学宗旨有别，其《萝蘼亭杂记》曰：“六朝谈名理，以老庄为宗，贵于齐死生，忘得丧。王逸少《兰亭序》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有惜时悲逝之意，非彼时之所贵也。”他并以此解释萧统《文选》之不取《兰亭集序》的缘由。乔氏之说，确属洞见。王瑶更进而言及王羲之的道教背景与该文的关系：“右军世事天师道，其雅好服食养性及不远千里之采药石，皆对于死生恐惧之表现，而欲求生命之延长也……《兰亭序》所申言兴怀者，本即此意。”

《世说新语》中有王羲之明确反对当时老庄玄谈的记载，而他的《杂帖》中更有直斥庄子之言。他称奉佛法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并称“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而对于庄子之说则曰：“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王羲之在当时名士奉庄甚烈的风气中之不以庄为然，是显见的。而在当时，庄学与道教的关系确实远远不像后来如李唐时代那样相与为一：毕竟《庄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部玄学要典而不是道经。据《隋书·经籍志》，道士之讲《庄》在隋时；而《庄子》成为《南华真经》更到唐玄宗天宝初年。即使在那时，还是有人对老庄道家与道教究竟有否关联表示怀疑，吴筠《玄纲论》便记载了有人对他的责问：“道之大旨莫先乎老庄，老庄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何独贵乎仙者？”由此返观初期道教，更可体会其与道家之区别。至少在庄子看来，道教之希望长生久视实在是违逆自然的举动。《大宗师》表示了人作为天地自然的产儿当依循本分的意识：“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我相信，在庄子看来，道教追求人之永生的企望，实在与这里的“不祥之人”没有什么差别。

——摘自陈引驰《庄子讲义》，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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