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修身实践(3)

孙中山读书极为广博，却不是所有书都读，小说、诗歌、美术等消闲性读物，他很少接触。

在他身边工作的邵元冲，曾经问过孙中山一个问题，哪一样是他的专长，孙中山回答，没有。邵又问那么你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学问？孙答，是革命学，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学问，我都学习、研究。

“挺胸”读书。孙中山的读书速度不快，但“字字着眼，无不了然。凡有批评，皆得窍要。”然而读书至此，也不过是个读书匠而已。孙中山常告诫青年不要死读书，指出，“你们研究学问不能死啃书本；如果专读死书，就会变成人云亦云，好像炒冷饭一样，绝不会有创见的。真正的知识学问要在躬行实践中才能得到，譬如革命，如果自己不参加，无论如何是不能深切体会什么是革命的。”他自己便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读者与研究者。黄季陆引述戴季陶的观点说：“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是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这挺着的胸膛就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孙中山本人也曾说过“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役，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也。”

知识与学问在孙中山这里，是活生生的。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来自不断更新的知识，孙中山教育青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做一个落伍者”，更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著名题词；第二，则是来自他读书“役古人而不为古人役”的态度。

我们今天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发现他不但不“为古人役”，同样也不为洋人役，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就是在对中外政治学说深入研究之后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他为中国将来绘画的宏伟蓝图中，则处处体现出他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透彻理解。

修身更为重要的是道德层面的实践，孙中山在这方面也堪称典范

孙中山不但在读书做学问方面孜孜以求，颇多建树，在个人品德方面也严于律已，处处体现出一位革命领袖的风范。

爱民如子。孙中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对人民大众一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博爱”解释为“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他最爱写的题词，就是“博爱”与“天下为公”。在他的一生中，也处处体现这样的一种精神。

有一次，孙中山与马湘到黄花岗烈士墓凭吊。一个30岁左右的麻风病人跪在他面前求乞。马湘见状，马上喝令他走远一点。孙中山对马湘说：“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麻风病，无法谋生，十分凄惨。”说罢，便向病人了解情况，给了他钱，还命令部下把他送到石龙麻风病院。

孙中山一位朋友的女儿被她的妈妈送到乡下去裹脚，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促请这位朋友马上坐船去乡下把她接回来，让她念书，这才挽救了一个小女孩的双脚。小女孩非常感激，说：“孙伯伯叫爸爸到乡下来救了我。”

孙中山虽然是共和国的创始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大人物，但他从不摆架子，不以总统自居。有一次，他在桂林象鼻山乘渡船。船上人多拥挤，卫士叫群众分两边站，让出一条道让孙中山走，被孙中山制止了，他情愿和大家挤一起。孙中山在驻扎桂林期间，有桂系军阀士兵在西郊抢掠，地方人士要求北伐大本营派兵讨伐，各路军都百般推托，不肯出战。孙中山只好派自已的警卫团出动剿匪，并当着群众的面，斥责驻军只知要饷，不知爱民的种种行为，在场的人无不被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

1921年10月间，孙中山率师北上，途中，他跟轿夫聊天，问他今年多大年纪了，轿夫随口回答“六十了”。孙中山马上表示抱歉：“哦，我的年纪比你小，你不应该抬我，应该我抬你才对。”并马上下轿，一边步行一边跟轿夫讲革命道理，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们就不用抬轿了。”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到北京碧云寺参观，看见寺内一座西藏式大石塔的顶部有一棵松树的根部被很多大石块压着，便马上叫来和尚，说树根被石头压着会很痛苦的，应该马上把它们搬开。记述这一件事的李石曾先生评论说：“孙先生的仁爱的心，不仅对朋友，甚至对物也是一样。这真是‘民胞物与’的精神，仁民爱物的精神。”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这种思想、感情和由于这种思想、感情发出的说话、行动都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一点做作。”他认为：“政治往往是权力的争夺，里面是没有爱情的。但是，孙中山先生从事政治活动，他的仁爱的情感是超过他对权力的欲望的，这点是值得写历史的人特别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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